今天讲述《黄岛村庄系列》――青岛市黄岛区柳花泊办事处窝洛子村（文中数据截至2006年） 本村区别于灵山卫办事处的窝洛子村，民间习惯上分为南北两个窝洛子，本文的称为“北窝洛子” 历史上辛安、柳花泊辖区内有几个比较重要的大村，如辛安、下庄、柳花泊、窝洛子。说起来，它们不是手工业发达，就是交通要道处，或者是政治经济的中心。其中窝洛子地处胶州至灵山卫之间的交通要道，在近代成为了当地举足轻重的村庄，也因此上演了一幕幕轰轰烈烈的故事，承载了老百姓无数的喜怒哀乐。 窝洛子村，位于柳花泊街道办事处驻地东北2公里处，面对青珠山，背依龙雀山，东与辛安街道黄泥崖村毗邻，西与宋家茔村、花林村隔岭相望。村域面积约2. 5平方公里。2006年，全村有322户、1080口人，居民有薛、王、孙等姓氏，多为汉族。 传说，最早居住在本村的是魏氏人。明朝中叶，部分薛家岛薛姓四甲人和柳花泊薛氏五世人薛志凤相继迁来。至明末形成村落，称“黄铎村”。此时，薛姓人丁兴旺、家财猛增，魏氏子嗣渐少、家产微薄。村中事务，全靠薛姓人掌管。清康熙末年，薛氏人根据村庄处在两山一岭间低凹处的地势，易村名为“薛家窝洛子庄”。1945年本地解放后，为方便称呼，简称“窝洛子”。 咸丰年间，王姓先人王礼从琅琊长阡地，经灵山卫、辛安原泥沟泊村迁至青珠山（青龙山）西北沟，给财主看山。后来，繁衍成一自然村――王礼沟。村里的另一王姓人，原属花林村，于1948年迁来。唐姓人于清同治年间从灵山卫西南园迁来。清光绪三年（公元1877年）， 朱炳成自灵山卫朱家夼出嗣到本村朱家继承家业。民国时期，韩、孙、李、管四姓人先后迁来。1955年，原住花林村棘林顶的孙姓5户人（原籍红石崖龙泉孙家村）迁来。20世纪80年代后，郭、刘、杨、赵等姓人迁来。
本村虽形成于明末，但古人在这里活动的历史却很悠久。新中国建立前，村域内曾有数座古墓被发现。传说，为宋代墓葬。1984年，村民薛永俊在院内打井时，挖出陶器4件。据考证，为商周时期文物。窝洛子村位于高低不平的坡地上，两条沟溪将村庄分为三部分。村内上沟下崖，街道拐弯抹角。1949年前后，村内居民的住地有东地、围子里、东园、里胡同、栗子沟、围子后、西北头、前街、大西崖、小西崖、西南沟、河南崖等处。此外，还有东北林、南山、舍埠林、东南山（黄泥崖南山）、西北山（有王、魏两姓居民居住）、青石沟六个居民点，以及南山王家（王礼沟）和石岭子后（位于龙雀山根一石丘之后）两个自然村。1960年，东地、小西崖、西南沟、河南崖等地因位于窝洛子水库库区，居民进行搬迁。该水库后因漏水报废，人们从1963年开始，又在东地高处重新建房居住。经不断地迁出、合并、新建，至2004年，全村分为河北崖、沟西崖、大西崖、南山王家四大部分。 本村村域内共有黄道沟、霹雳石沟、王家沟等9条沟，南岭、黄花岭2道岭，青珠山、龙雀山、鹁鸽山、七甲山4座山。9条山沟中，仅有2条在旱天会断水。黄道沟、霹雳石沟、王家沟等，即使在大旱天也不会干涸。三股沟水，在村前汇成窝洛子前河。1959年前，从黄道沟下头的土猪（地名，“胶－薛”、“胶－灵”公路由此进入本村）、霹雳石沟下头的西南园、王家沟下头的西南沟到村前的一段，河床较窄，两岸建有高约2米的石砌大坝。位于村东、北沟下段的一条小溪，东南流向，常年水流不停，于坊子（地名，位于茅草岭南头）处注人村前河。小溪两岸亦建有石砌堤坝。村前河从村前到椅子圈（地名，位于村东部）的一段，两岸建有高约2米、长约0. 5公里的石砌大坝。遇暴雨时，河水湍急。水量少时，河床中央部分为公路。 村前河，亦称十八道河。关于此名的来历，一说因此河河道弯曲，从村前大道东行，需跨河十八次，故名；一说从窝洛子村到泥沟泊村北的岔路口，有十八条沟水注入此河，故名。 在村东、南部有大片菜园，菜园里建有水井、养鱼池20余处。在前河中段南边，有一眼泉水，称坊子泉。20世纪30年代，村民薛秀田在这里用水泥修建了一座宽60厘米、长约80厘米的水池。在池边一角，留有出水槽。出水槽外端，有一只直径20厘米的搪瓷碗。池内泉水经水槽、瓷碗后，流入前河。奇怪的是，泉水与河水同时流淌约20米远，竟不混合，仍凉温可辨。夏季，泉水冰凉刺骨；冬季，则热气缭绕。20世纪50年代前，每到夏季，过路人大都会品尝一番这甜津的泉水。坊子泉的美名，远传至诸城、高密、安丘等地。1959年修建窝洛子水库后，菜园处的水井、养鱼池、河坝等被拆除，坊子泉也被淤埋。 老井，又称西老井，位于村西南部，深6米，直径2 米余。井水甘甜，冬温夏凉，可供千人生活用水。即使在大旱天，水深仍保持在4米以上。传说，从前，遇到大旱时，只要一淘此井，一两天内便会下雨。20世纪70年代，村里将井台加高加固。20世纪90年代，村民吃上自来水后，饮用此井水的人就很少了，老井成为灌溉附近菜园的重要水源。 霹雳石沟，位于大西崖西南部，王姓居民点北沟。传说，当年这里有一巨石，在一雨夜遭到雷击，霹雳石沟由此得名。 沟边有一泉，称露雳石沟泉子，寒不封冻，暑季冰凉。传说有一年，从泉眼里竟冒出稻糠来。因当地并不种植水稻，故有人说这泉水源于南方。也有人说，常饮用此泉水，能延年益寿。1994年，村里对该泉进行扩挖，建成一座深6米、长12米、宽8米的水池。1998年，村里在此处安装了扬水设备，铺设了通向西岭高处水池的管道，向村里供应自来水。 龙雀山（灵鹊山）主峰大顶子，又称大北顶，海拔350. 9米，列周边群峰之首。山势峭拔，前为陡坡，后为悬崖，东侧怪石嶙峋。在大顶子西南方的一巨石之上，有一自然形成的锅状湾，人称“金鱼湾”。20世纪50年代前，每逢汛期，湾内就会有积水，其中似有若干金鱼来回游动，故名。 金鱼湾西面，有一道乱石堆积的石阡，名“围子”。据说，清咸丰年间，当地居民为避免与在附近活动的捻军发生冲突，便在龙雀山上垒起简陋的围墙。捻军若上山，躲藏在山上的居民就以滚石进行还击。双方对峙数日后，捻军退走。后来，围墙逐渐荒废，成为遗迹，即“围子”。 金鱼湾东侧一巨石边有一山泉，人称“神泉子”。甘甜的泉水，常年顺陡峭的岩石流淌。20世纪50年代后，泉水枯竭。但在汛期，也会有水流出。在龙雀山根有山泉6眼，常年流水不竭。尤其大涝洼、蟹子窝两处泉水，看似不旺，可即使在大旱天，每夜也能出水约50担。 明朝中叶，在龙雀山前、青珠山后的大片土地上，沟壑纵横，荆棘密布，蔓草横生。沟底、河套、岭根、山坳等处，柞、榆、椿、柳、槐等树木丛生。映山红、小柴胡、丹参、金针菜等植物，异常茂密。狐、狼、獾、兔等野生动物，常有出没。至20世纪40年代前，本村仍到处绿树成荫，花香袭人。在村内，银杏、桧柏、皂荚、柳、杨等树木随处可见。树龄达百年以上的，有数百株。玉兰、桂花、藤萝、百日红、耐冬等观赏花木，数不胜数。成行栽植的枳子（俗称臭七）， 高达三四米，环绕半个村庄，既是绿化灌木，又是防盗围墙。由于村里树木繁多，招来了猫头鹰、水鸡、松鸡、麻雀等各种鸟类。20世纪40年代后，由于树木被不断砍伐，人们又用土枪、网具等捕捉，来村里活动的鸟类逐年减少。本村种植的竹子，面积约5亩，在黄岛区独一无二。主要分布在河岸、沟、坡等地，有空竹、实竹两种，大的有茶杯粗。1949年前，部分竹林被毁，实竹逐渐绝种。到2004年，仅在南山沟还有空竹林亩余，但已有半个世纪无人管理。近年来，一些村民在房前屋后又零星栽植了部分竹子。 清末，村内曾一度出现过练武活动。其中，薛六爷较为突出。他无论是马上射杀，还是地上搬拿，都有一定的功夫。他练习跑马射箭之术的场地，称“马趟子”， 现已被毁。他练功用的两个石墩，重量分别为120斤、240斤，现仍留存。他使用过的两把大刀，重量分别为60斤、120斤。这两把大刀，在1949年前被出售。 本村虽为山村，但自清代起，便是周边村村民西行往返的必经之地。尤其是经过本村的“胶（县）－灵（山卫）”、“胶（县）－薛（家岛）”简易公路开通后，运盐的、推鱼的、经商的各色人等，往来频繁。时有马车、汽车和军队经过。由胶县往返石白所的邮差，身穿邮服，肩挑邮件，每日一班，由本村经过。 早在清代，村里便有人开办制毡作坊。有工匠二三十人，全凭手工操作。毡坊到胶州采购原料，以高粱米糠、橡实碗子等为颜料，按毛料的不同质地，制作出粗毡、细毡、毛鞋、毡鞋（绒鞋）及多种样式的毡帽等产品。多运往胶州、诸城以及江南等地批量销售。 清末民国初，胶县人陶二在村东开办了“坊子饭店”； 在村内，殷姓人开起了“殷家店”。此时，有多家店铺在村内逐渐兴起。1925年，“德义成”商号开办机织，有木织机5台，石碾车1台，从业人员10人。商号从青岛购入棉纱，日产布匹500余尺。有白布、条子布、方格布等多种产品，在当地销售。1927年停办。后又有多人开办过油坊、粉坊等季节性加工作坊。 自清代起至1945年本地解放之前，本村一直是周边近百村的行政中心。清代时，本村为胶州沾化乡乡公所驻地。清宣统三年（公元1911年）， 胶州改六乡为十三区，沾化乡划为朱仲、龙泉两区。朱仲区区公所设在本村。1929年，朱仲区又被划为胶县第五区。20世纪30年代，胶县电话通到了第五区区公所驻地本村河南崖。至本地解放之前，第五区区公所一直驻在本村（其中仅最后一届移驻辛安、田家窑）； 6任区长、伪区长中，有4 人是本村人。花林乡乡公所，也一度驻在本村。那时，本村闻名于胶州南乡。 清末至民国时期，天下大乱。在本地一带，土匪猖獗，自卫团、游击队等杂牌军各据一方。本村约有80名村民参加了保卫团、自卫团、游击队等杂牌军。其中，有20余人当上了团长、中队长、小队长、巡官、警长、军需处长、副官等大小头目。20世纪20年代后，本村连续遭到了各路兵、匪的骚扰、掳掠。为保卫家园，村民们在村周建造了围墙，设置了障碍。在东地居民点的胡同两头，分别装上了6厘米厚、3米宽的大木门。在东地东大门南北两侧，修建了两座二层炮楼。在围子里，安装了同样大小的东西大门和南大门，并建有炮楼一座。在村西南端（前街西头）， 建有一座二层炮楼。在通往村外的7条主要胡同头，都安装了2米余高的木栅栏门。同时，村民们还纷纷购置武器。 20世纪30年代，村里每户村民按土地的多少，摊派购置武器的数量。至20世纪40年代初，村里共置办大型土制武器“赶山鸟”1支、“九磴箍”1支、“大抬杆”4支、“耳子炮”12门，匣子枪、手枪20余支，步枪70 余支，以及手榴弹、地枪、土枪、炸壳等一宗。笨重的“耳子炮”等武器，安放在炮楼、巷口、围墙隐蔽处。其它武器，由村民自行保管。若有土匪来犯，村民们各自持枪，一齐出击。因此，土匪始终未敢进村绑票、抢劫。 1928年，朱仲区的大刀会组织已经解散，而绿豆山后的河洛埠村（属红石崖街道）里，仍有人在继续活动。这年7月17日，胶县政府派军人30余名、用10余匹马驮着小炮、弹药等武器装备来到本村，命时任朱仲区区长的村民薛秀田（字俊亭）带领来人，前去攻打河洛埠村。 这支军队到达拥山子顶后，朝河洛埠村连开了三炮。正在村内活动的大刀会成员和村民，闻声惊恐万状，纷纷往村北逃跑。军队见状也没有追击，就返回胶县政府交差去了。但这一事件，却给本村带来了灾难。河洛埠村大刀会会首管九误认为这事是窝洛子村人干的，便跑到海北罗家茔子一带调集大刀会会员500余人，扬言要血洗窝洛子村。 时驻辛安的朱仲区保卫团闻讯后，由团总带领陈宝章等30多人，于8月14日移防窝洛子村。8月15日下午，大刀会会员从河洛埠村出发，于傍晚时抢劫了辛安、南辛安一带的一些店铺，次日拂晓前才向窝洛子村进发。接到情报后，保卫团成员与本村村民一起爬上屋顶，登上炮楼，居高临下，准备作战。大刀会会员不会作战，刚到达离窝洛子村还有一里路远的平地、河滩时，就杀声大作。占据高处的保卫团成员和众村民，这时也不管射程远近，操起“大抬杆”、“赶山鸟”、“耳子炮”、匣子枪、步枪等武器，一齐开火。大刀会会员迷信“刀枪不人”的说法，挥舞着大刀往前冲。双方激战1小时许。大刀会会员在部分死伤的情况下，才四散逃走。其会首刘元昌踝部受伤，逃到龙雀山根小密沟后被俘。东逃的会员，在路上抓去了由青岛回村的村民薛嗣昌。后经疏通，双方分别释放了刘元昌和薛嗣昌。 此后，每到夜间，村里仍高挂桅灯，由青壮年轮流巡逻打更，历时达一年之久。大刀会组织解散不久，附近一带又有人成立了红枪会，但本村无人参加。1929年，时任朱仲区区长的村民薛秀田认识到，在土匪猖獗、帮会林立的混乱时代，必须利用“会道”形式成立组织保护村庄。他在本村成立了“黄旗会”， 有会员约40名。差人到胶县大岭石门子请来师傅，组织会员习拳术、练刀枪。会员们平时务农，遇有敌情时，则一齐出动。在当时，该组织起到了安定民心、威慑土匪的作用。 “七·七事变”后，日寇全面侵华。为抵抗日寇，1937年冬，村里开始组织军事训练。凡18-40岁的男性村民，须剪去小辫（清亡后，仍有少数男人留蓄了发辫）， 参加军训。国民党胶县政府派来2人指导，以村民薛亮田为主教官。训练操场设在村西沟公路北侧。军事训练的项目有操法、搏斗等。那时，《救亡进行曲》在人们之间广为传唱。 1938年3月上旬，胶县第二区的刘建红率百余人进驻村里，命时任第五区区长的村民薛佑臣组织抗日队伍。薛佑臣同薛嗣昌等人商议后决定，村里凡有枪的村民，各自带枪参加抗日游击队；不出人的户，要把枪交出来。3月24日，“胶州第五区抗日游击大队”正式成立，薛佑臣任大队长，薛嗣昌、薛元田、薛书田（字乐亭）等人，以及参加过军事训练的有枪村民都加入了队伍。3月25日，游击大队开赴辛安，继续招收队员。游击大队组织松散，没有经过严格的训练。到1938 年秋，有部分队员弃枪回家；各部头领也开始勾心斗角，互相倾轧。其中，葛云礼部依仗人多势众，将薛嗣昌部从辛安上、下庄排挤到红石崖可洛石、绿豆山一带，并派其分队长刘成山率兵数十人，进驻窝洛子村。薛嗣昌不甘心失败，在柳花泊双垛口设埋伏，枪杀了葛云礼。这年11月的一天夜间，薛嗣昌率部窜到柳花泊鹁鸽山北面，于次日拂晓分两路分别从黄道沟东崖、鹁鸽山前悄悄奔向老家窝洛子村。薛嗣昌带领数十人，与从鹁鸽山前赶来的部分人一起，同刘部展开激战。双方激战多时后，刘部数人被击毙，刘成山及余部举手投降。 1939年，胶县第四区的相名臣投降日寇后，派其中队长庄美思率兵百余人到窝洛子村“扫荡”。这年3月2日，驻在张仓（属胶南）的山东保二旅一团一营营长韩福德部由连长薛嗣昌为向导，夜奔窝洛子村。次日拂晓，韩福德部分三路袭击庄部。双方激战约3小时后，庄部被迫撤离。因地处交通要道，自1938年至1940年，本村遭到日寇、土匪的多次侵扰。日寇每次进村，都要逐户搜查，翻箱倒柜，抢夺财物。仅1938年2月7-9日三天，全村就有80余户村民遭劫。1938年6月，匪首刘黑七（名刘桂堂）贼喊捉贼，借口扫荡土匪、维持治安，率部600余人进驻本村。杀猪宰羊，大吃大喝，大肆抢劫，折腾了7天，抢劫村民80余户。撤离时。还强抓村民运送所抢财物。该匪帮在王台南边的郎中沟驻下后，又派人到村里索要财物。村主事人只得按大小户分摊，凑集大洋千余元、白面千斤，杀猪四头，差人送去后才算了事。 本村一直重视教育事业的发展。自清代至1925年，村里设有私塾一处，有学生10余人。1926年，村民薛书田在自家办起了私塾。是时，政府提倡办学堂。学生都有私塾、学堂两套课本。当胶县督学前来查学时，学生就念学堂课本；督学走后，又念私塾课本。1931年，薛书田的侄子薛安仁任教时，将私塾改为学堂。有学生20余人，教授《国语》、《算术》、《卫生》、《公民》、《自然》等课程。1932年，村民薛敬臣为子女办起了家庭私塾，有6名孩子就读，其中女孩2名。“七·七事变”后，家庭私塾停办，学堂有学生近20人。1940年，村民薛蕊田（字述言）协同胶县教育局，成立了“青岛市胶州第五区薛家窝洛子完全小学”， 群众叫其洋学，为青岛市立小学、第五区的教育中心。本村及周边村私塾的学生，都集中到该校就读。完全小学有教师6人，学生120余人，分初级班和高级班。至1945年，该校培养了两届高小毕业生。1944年冬，村民薛耐臣（字文杰）办起了业余教育，有学生六七人，教授《日用杂字》等课程。
新中国建立后，村里设立了初级小学。辛安薛家泊子村的薛鸿亭（字芝宇）， 先后任教师、校长。他教学认真，能吃苦，深受学生和村民的尊敬。1976-1978 年，窝洛子小学增设了初中班。1984年，经历40余年的村小学合并到了花林小学。 1945年本地解放后，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，村翻身做了主人。村里成立了农救会、妇救会等群众组织，开展了斗地主、打恶霸等工作。1947年，进行土地改革，实现了“耕者有其田”。人们迅速掀起了农业大生产运动。 解放战争时期，村里的男青壮年积极参军参战，出夫支前。妇女们则做军鞋，碾军粮，支援前线。1947年4月25日，村里出动第一批担架夫，支援孟良崮战役。他们到达沂蒙山区，转移解放军伤病员，历时2个月。5月5日，村里出动小车夫，运送军粮等军需物资到沂源等地，历时2个月。6月，村里又出动担架夫，到平度、高密、临沂等地抢救伤员。 1948年7月7日，村里出动担架夫，支援淮海战役。他们走出山东，到达河南、安徽、江苏等地，历时8个月。9月13日，村里出动小车夫，运送军粮到蒙阴、泗水、碾庄、徐州等地。1949年4月，村里出动担架夫，支援渡江战役。他们到过徐州、合肥等地，历时3个月。5月，薛家岛第三次解放时，村里出动担架夫、小车夫10余次。
新中国成立后，村民们深翻土地，治山治水，大搞农田基本建设。自1955年以来，村里先后修建了一批塘坝、水库、大口井等水利设施。在大黄沟、鹁鸽山前、南山沟、西南窑沟、北山沟等地，建起塘坝5座。黄道沟水库，位于鹁鸽山西头，1978年建成。大坝高19米、长120米，总库容量为20. 5万立方米。 1959年冬，辛安人民公社在村东修建了窝洛子水库。大坝高10. 5米、长280米，库容量为50万立方米。因水闸质量不佳，漏水严重。1963年，村民们将大坝挖开一个大缺口，水库完全干涸。1965年，人民公社在库区老井处，修建了一座单孔石拱桥，为村民挑水带来了方便。这时，大部分库底被恢复成农田。1999年，人们将村前河大桥以东段去弯取直，新河床深3米，底宽8米，上口宽14米，长500余米。河两岸砌有高约2米的石坝。同时，将原水库大坝推平，在坝基上修建了一座长12米、宽8米的石桥，水库被彻底拆除。 1960年，发起了洪水，村东的大片肥沃土地被淹。村民们采取“坝里损失坝外补，低处没了高处寻”的措施，仍取得了农业大丰收。同年，人民公社在村前修建了两座石拱桥，各长25米、宽8米；在小西崖和青石沟，修建了单孔石拱桥两座。 1978年，村里在村后修建了一座长10米、宽3米的石拱桥，以及长12米、宽4米的王家桥和长12米、宽6米的西桥。这三座桥的建成，为村民的生产、生活带来了极大的方便。 1999年，在村前坊子泉处修建了一眼大口井，直径16米，深6米，水深4米。青石沟大口井，直径13米，深10米，水深5米。 改革开放以来，村民们逐渐改变了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。1984年，村里在南北两山根栽植果树400亩。村民们大力发展建筑、商贸等二、三产业，收入连年递增。2001年，“陈（家庄）－大（夼）”路通车，便利了交通。2002年，村里硬化街道2600平方米，村貌焕然一新。2006年，全村经济总收入4870万元，人均纯收入6580元。 土地庙 土地庙，位于村东“东地”， 始建于明末，1941年重建。土地庙坐北朝南，砖石结构。庙院内正中，有一方形石屋。石屋内，供奉蓝袍裹身的土地爷神像。石屋小拱门前，摆有石香炉一个。据石屋右壁上的镌刻记载，初建庙时，本村属莱州府；出资建庙的，魏氏人最多，薛氏人较少。 石屋东、西两侧，各有青砖圆顶小厢房一间，内供神像（名称不详）。石屋后面，有小庙堂一间，前出檐，两端翘角，小青瓦披顶。堂内，供奉身穿彩缎的泥塑土地奶奶神像。其身后的墙上，有描绘秋菊盛开、麻雀觅食内容的壁画一幅，两边还有条幅一对。 土地庙东、西两边的院墙较低。在较高的南墙两端，有两个拱门，高约2米、宽约0. 8米。在东边的院墙上，镶嵌有一座高约1米的石碑，仅露出碑面。其上镌刻着全村的公共林场位置等事项。土地庙前，有10余株椿树，棵棵胸径在0. 3米以上。庙东侧石墙下，有枳子围墙一道。1965年，土地庙被拆除。 薛氏祠堂 清代初年，自薛家岛迁入的薛姓人在村前河北岸（围子里）修建了薛氏祠堂。 祠堂为砖石结构，共三间，山草苫顶，鞍瓦压脊，大门向东。大门上有一副对联：“树发千枝根共本，江水源同流万派。”祠堂院内栽植有黄杨、耐冬、腊梅、东北松等花木，株株长势旺盛。 在祠堂内正中安放着一张八仙桌，上摆香炉、蜡台、油灯、烧纸等物品。在桌后的香几上，列摆着《薛氏支谱》和牌位。墙上挂着一幅竹帛，记载了已去世而尚未入谱的先人姓名。 1945年以前，每逢清明、农历七月十五、冬至等节日，薛氏族人便会在此祭拜。除夕时，后人会将前辈的牌位“请”回家过年。到正月初三，再将其送回祠堂。 1945年本地解放后，先辈的牌位由薛氏村民各自“请”回家，祠堂成为村民们开会议事的地方。1948年，祠堂成为村民的住宅。20世纪60年代，祠堂被拆除。 打狐狸的传说 传说，19世纪中叶，本村附近时有群狼出没，居民常受其害。 有一年，某知县之子在清明佳节到野外踏青时，不幸被狼吃掉。知县悲痛欲绝，一面上奏章要求朝廷拨款捕杀群狼，一面下告示悬赏捕捉吃他儿子的狼。但月余之后，仍不见有人捉到狼。知县又令地方官，如捉不到狼，须以人头顶交。地方官正为此事焦急之时，窝洛子村有人在上山砍柴时拣到了一只死狐狸。地方官马上差人将其送给了知县。知县借阶下坡地说：“对，就是它，就是它！终于捉到了！” 过了一段时间，知县差人送给窝洛子村围猎用铁制网橛两个，其上还盖有大印（有人说是县官印，也有人说是皇帝印）。并令窝洛子村人可任意捕捉狼、狐、兔、獾等野兽，如有人干扰狩猎或进入围圈内，打死无罪。 从此，每到冬季，村里就组织起三四十人的狩猎队伍上山围猎。猎网一般由8-10张小网组成，共长80-100米。围猎时，先将猎网在山坡上呈倒“v”字形张开，两端用铁制网橛牢牢地固定在地上。小网之间用腊条联结，以防猎物越网逃窜。猎人的分工，有上头障、下头障、第二磴、守网人、喝外山等。围猎的区域，南到灵山卫，西到韩家寨南山和小珠山一带。 到20世纪30年代，因猎物减少、网橛丢失等缘故，狩猎活动停止。而窝洛子村人敢打狐狸的传说，却流传下来。 “三老妈妈”的“五抬楼子回灵殡” 清光绪二十四年（公元1898年）， 村里的“三老妈妈”去世。传说其出的是“五抬楼子回灵殡”， 排场之大、名堂之多，令人咋舌。 “三老妈妈”的棺材，用四寸（约20厘米）厚的柏木做成，棺外套椁。其去世当日，成殓入棺时，烧“倒头马” (即烧纸马）。次日一早，进行“严扣” (即把棺盖钉死）。晚上，举行“圆庙”仪式。第三日，选吉地修坟，择吉日出殡。在夜间，由孝子在灵前守灵，直到出殡。 出殡的前一天下午，雇用了两棚子（每棚子有八九人）吹鼓手。两座棚子，用木板、苇席等搭成，列于靠街的大门两旁。棚子离地2米多高，吹鼓手在棚子上吹奏，底下可行人。晚上，请有功名的举人“点主”， 即在吹鼓手的奏乐声中，为牌位上缺一“点”的“主”字加一“点”。 殡葬当天，摆“五出头”的祭，即在15张八仙桌上摆满糖果、糕点、鱼肉，以及用面、肉、脂等做成“太公钓鱼”、“唐僧师徒”、“八仙”、“白象”、“仙鹤”等样式的供品。设立“五抬楼子”， 即旌楼（用红绸或红布做成的随葬物，注明死者的姓名、身份、年龄等基本情况）、主楼、冥器楼（用锡制作的桌、椅、杌、壶、杯等供品）、阴魂楼和益饭楼。 出殡时，先由从胶州聘请的执事用10余丈白布殓棺。起棺前，鸣枪三声。这时，来自周边村、甚至数十里之外的看热闹的人，把又弯又窄的街道堵得水泄不通。尽管执事高呼“闪开、闪开”， 还是掮不出棺来（棺材从屋内移到灵床上，不能用杠子抬，只能用袢、绳、殓棺白布架着移动）。无奈，主人只好叫人抬出一笸箩铜钱，到一空地抛撒。趁众人抢钱之际，才得以把棺材掮到灵床上，扣上棺罩。 出发时，两对童男童女站在灵床四角，随棺材一起被32个人抬着。楼子、吹鼓手、幛子等，按次序排成长队。一路上，鸣筛锣开道，由吹鼓手吹奏《哭长城》哀曲。这时，道士耍起了“马叉”， 和尚撇起了“光光”。沿路停棺进行路祭。
（窝洛子村建筑装饰60,70年代） 早已修好的墓冢，高约2米。坟脸上有砖刻对联一幅：“山明生贵子，水秀出才郎”， 横批“冥府”。棺材到了坟前，再次摆供叩拜后，方才下葬。这时，又鸣枪三声。之后，主楼被抬回家。孝子返回家后，要将牌位安放在堂屋正中，再次进行叩拜。此仪式，称“五抬楼子回灵殡”。 满“五七”时（死后每七天称“一七”） , 请道士与和尚做道场，为死者超度亡魂。用五间房子做“经堂”， 里边陈列着若干大小佛像，墙上挂满了“七十五司”挂画。设“走金桥”、“跑城”、“行香”、“使食”、“送灯”等法事。在做道场的三天里，孝子需穿孝服、戴凉冠跪经，随道士、和尚到灵前“送疏”。 会道门组织――清礼 民国初年，会道门组织“清礼”开始在村里活动起来。“清礼”成员信仰佛教菩萨观世音（即观音老母）， 不抽烟，不喝酒，清心寡欲，慈悲为怀。该组织宣称，其成员若遇到难事，只要面向东南方跪下叩头，念“五字真言”祈祷，观音老母就会保佑平安无事。只要心虔意诚，男女老少均可参加。但参加者多为有钱人、商界名士、社会贤达等，贫苦农民、妇女等很少参加。 至20世纪40年代，该组织的大法师（即当家的、师傅）为崂山道士张嘉林、山赵家村人赵若林、沈尊五等人。村里薛秀田等街面人物，为清礼聚会的承办人。清礼聚会多在春天举行，仅一天时间，即第一天下午和第二天上午。 每次聚会前，先确定“留日子” (即聚会的日子）， 聘请当家的。为招揽信徒，从“留日子”之前半个月起，就差人在四乡张贴执单（即请柬，海报）， 或送给亲朋好友，邀请人们按时赴会。在“留日子”的前几天，承办人就安排人杀猪，买菜，备好香烛等物品。“留日子”的地点称“公所”， 门上的对联为“闲人免进贤人进，盗者莫来道者来”、“闲人不来贤人来，盗者不到道者到”或“公所重地，闲人免进”。“留日子”下午，屋内的八仙桌上会摆好香案、供品和佛像，地上放着一块供叩拜者垫膝的红毡。当家的手拿念珠，守着尺子、葫芦等道具，面北“升坛” (即打坐）。四个童子捧手站在桌子两旁，称“站坛”。会员按时赴会，叫“捧日子” (即捧场）。男的称“大众”， 女的叫“二众”。
（参加过反动会道门的道徒们在退道簿上签名退道） 信徒进门后，要“五心” (即两手心、两足心、额头心）投地地向观音像叩头，称“下参”。如要“求顺”， 就转身对当家的说：“师傅大慈大悲，弟子某某求顺！”当家的就会拖着长腔说，“万事亨通，一顺百顺”或“一顺百顺，带福回家”。新加入的信徒，初次进门时须由老信徒拉着。男拉男，念的引进词为“手拉师弟进善门，进了善门一家人”或“迈左腿进善门，进了善门一家人”。如男子拉女子进门，则要用红布牵 入，引进词为“手拉坤弟进门来，步步登高莲花台”。 当日晚饭称“顺斋”， 吃素菜、馒头。饭后喝茶时，跟师傅学念经文＂南无大慈大悲、救苦救难、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”。主要学会后五字（即“五字真言”） 就行。第二天的午饭叫“开斋”， 是加入清礼组织的重要一餐，吃白面馒头和大块猪肉。聚会的费用，多为信徒自愿交纳，一般是大洋2 元，“童子礼”免费。清礼聚会，至1943年才停办。 怀豫戏班与村里文艺活动的开展 村民薛汉西，字鉴堂，人称薛三爷，曾任胶县政府驻灵山卫警备队分队长。喜爱京戏，更偏爱打击乐。20 世纪20年代初，他购买了服装、道具，创办了一个有40余人的京戏班。按照家族的堂号，称为“怀豫戏班”。1925年，薛汉西奉命带领警备队到胶县城关驻防，便把戏班交给堂侄薛砚田（字喜亭）管理，易名为“宝善戏班”。戏班的演出范围、北到胶县，西至诸城，南到大珠山一带。一般在村里、渔港等地和庙会、山会上演出。戏台用木柱、木板和苇席等搭成。前台上额，写有“敬答神庥”四个大字。两边的对联为“红粉佳人看足下悠悠大哉，白面书生问腹内空空如也”或“装谁像谁谁装谁谁能像谁，看我非我我看我我亦非我”。场地大门上的对联为“出将入相，龙飞凤舞”。若在晚上演出，要靠桅灯和“满堂红” (用小锅盛上生油点起的大灯）照明。演出的剧目有《古城会》、《法门寺》、《打龙袍》、《女起解》等40余个。每场演出的收入高低不等、抢戏唱价钱高，送戏时则价钱低。戏班自负盈亏，演员的工钱按其扮演角色的主次分配。班主只是带班当“爷”， 不但没有收入，而且每当戏班“铺班” (没地方演出）时，还要为全班人马提供粮、柴等生活必需品。 戏班有其信仰和若干忌讳。他们信仰九黄会（即九仙坛）， 称刺猬为“白二爷”， 称狐狸为“胡三爷”， 称黄鼠狼为“黄五爷”等等。每年的九月九日，全班人都要吃素。演出前穿好服装的戏子（即演员）， 不能坐到打鼓人的位子上。因据传说，当年演戏人组成戏班初次演出时，唐明皇亲自打鼓。自此，打鼓人坐的椅子叫“九龙口”。别人不能坐。每年春节，戏班要迎财神。在夜里，全体成员排成长队，悄俏地顺路前行，见到动物后，则锣鼓齐鸣地返回。这时，最为吉利的是见到兔子。 受该戏班的影响，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，每到冬天，村里就有人组织文艺活动，排演高跷、小演唱等节目，在春节期间到周边各村巡回演出。“七·七事变”后，戏班子的人员逐渐减少，经济效益每况愈下。经办了20余年的戏班，于1942年解散。但该戏班的长期经营，却为村里的文化活动留下了很好的根底。 1945年本地解放后，村里恢复了传统的文艺活动，组织秧歌队、高跷队及歌剧团，宣传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。人们先后排演了《王玉代耕》、《柳树井》、 《李二嫂改嫁》、《白毛女》等大型剧目，以及快板、秧歌、舞蹈、花棍、《小放牛》、《大锔缸》等小节目。20世纪60年代起，人们自编自演了《问路》、《一切准备好》、《拥军鞋》等茂腔或京戏，以及《红灯记》、《沙家浜》、《智取威虎山》等样板戏。20世纪80年代以来，每到春节，村民们都临时排演高跷、大头娃娃、旱船等节目，庆春节，闹花灯。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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