青岛市黄岛区黄岛办事处徐戈庄村

      在村东海岸边，有一三面环海、一面接陆的岬角，早前称“大鼠头”。传说，在大鼠头东端南侧海边，有一座面朝正南方的“石屋”， 屋内有一条通往龙斗山的石洞。若在此洞口处点火放烟，龙斗山上的洞口也会冒烟。洞里曾住着一只老鼠精，岬角因此而得名。黄岛里有一个野猫窝，面朝正北方，与大鼠头石屋南北相对。窝内住着一只野猫精，它一直盯着老鼠精，不准其出来逞凶作恶。但老鼠精还是常常偷偷出来作祟。夜间在附近“下小海”的人，经常会听到呼叫声：“我在这里，往这边走，快来呀！”有的人信以为真，就朝它叫的方向走去，但往往越走越远，越走水越深。

      一次，有人独自下海“打大网”。刚走到石屋前的海滩上，他就听到有人说：“噢！你在这里，我去北海搬他三奶奶来。”话音刚落，那人抬头一看，只见一盏明灯一闪一闪地朝北海而去。那人顿觉毛骨悚然，忽然想起有人曾被鬼火搓死的传说，于是连忙把大网架在石屋正南门上，钻进石屋藏了起来。

      不大一会儿、那盏明灯一闪一闪地又回来了，并说道：“他就在这里。”然后便听到它朝石屋摔泥，一直摔到天亮才罢休。它临走时还说道：“我叫你藏在里面。”

      天大亮后，那人从石屋出来一看，石屋两侧和大网底下全是海泥，幸亏大网救了他一命。

      后来，因大鼠头上有许多大石块胡乱分布，故该地徐戈庄村被改称“大石头”， 沿用至今。

      村里原有菩萨庙、关爷庙、龙王庙和土地庙四座庙宇。

      菩萨庙位于村东北侧，建于清顺治二年（公元1645年）。庙不大，仅有北向大殿三间。清光绪十四年（公元1888年）， 迁至村东南侧，同牛王庙合为一庙。正殿中央，供奉观音菩萨神像。副殿内，供奉牛王爷神像。院内有一钟楼，内悬挂一口约200公斤重的铁钟。院内还有柏树、紫荆花各一棵。以前，每逢初一、十五等年节，庙内就会响起钟声，进庙烧纸焚香者络绎不绝。农历六月二十三日牛王爷生日那天，周围的养牛户，都要到牛王庙祭祀，以求牛王爷保佑。

      同期，在村东大街尽头，建有关爷庙一座。正殿门朝西，内供关公、周仓、关平神像。

      1925年，人们在村东2公里处的大石头岬角上，建起了一座龙王庙，内供龙王爷、风王爷等神像。沿海来往船只上的渔民，也时常进庙祭奠，以求平安。以前，每年正月十三日，人们都要举行隆重的祭奠仪式，以求龙王保佑。在村东有土地庙一座。这些庙宇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被拆除。

      清朝年间，主持村内菩萨庙的龚道士，怜贫憎富，很受穷人尊重，民间流传着许多关于他的动人传说：

      一年夏季的一天，一个卖红枣的小贩正沿街叫卖时、碰见龚道士领着孙子在街上玩耍。龚道士的孙子走到卖枣人的担前，伸手从筐里拿了几个，结果被卖枣人打了一巴掌。龚道士见孙子哭了，就赶紧过去抱起他说：“别哭，回家去拿钱来买。”

      龚道士抱着孙子回家后，想到卖枣人去南庄需经过这条街，决定教训教训他。于是，他拿起一根小绳，吹上一口气，然后横放在路口。不久，卖枣人果然朝这条街走来。当他走到路口时，小绳一翻，变成一条长虫（即蛇）， 紧紧缠住他的脚脖子，痛得他直叫，任他怎么弄也弄不下来。

      这时，街上的人围上来观看，都猜测这是龚道士所为。

      有人问卖枣人：“你没得罪人吗？”卖枣人说：“我没有。”他想了想，又说：“有个小孩从筐里拿枣，我打了他一巴掌，把他打哭了。这时有一老头过来抱起小孩说，回家去拿钱来买枣，不过以后他也没来买。”

      这人说：“那就是了。你快去求求龚道士吧。”卖枣人担着红枣，一瘸一拐地来到龚道士家，央求道：“老人家，求求您，把俺脚脖子上的长虫给拿下来！”

      龚道士用手一摸，缠在那人脚脖子上的长虫便自动开口了，重又变成一根小绳。

      卖枣人连忙说道：“我有眼无珠，不识高人。”他双手捧起一捧红枣，送给龚道士，然后磕头致谢。

      龚道士扶起卖枣人，一语双关地说：“以后可不要这样啊！”

      李五卖盐，经常短斤少两。有一天，李五挑着一担盐沿村叫卖，来到徐戈庄。龚道士从家里走出来，笑着对他说：“小伙计，这盐真白，就是少点了，不够我一顿吃的。”李五一听，不服气地说：“你这个老汉，我就赌这担盐给你吃，吃不了，你可得输担盐给我。”龚道士说：“好吧，一言为定，我真吃了，你可不准不认账。”说完，龚道士便开始吃盐，不多时，就把一担盐吃光了。

      李五一看，心里真不是滋味，就呆呆地站着想：“我一年也挣不出这担盐钱哪……”龚道士用手拍一拍李五的肩膀说：“年轻人，以后不要这样。俗语说，心狠治死牛，赌气不养家。来，快跟我到后院去担你的盐吧！””

      李五哭笑着说：“老人家别戏弄我啦，我亲眼看着你把盐全吃了，还去担什么盐？”李五到了后院一看，雪白的盐果真在那里。他一想，这不是龚道士用搬运术来教训我吗？他便诚恳地对龚道士说：“谢谢您的教诲！”

      有一年，麦收刚结束，就下了一场透犁雨。这时，人们家家忙着种豆子。许多户因人手不够，就去求龚道士帮忙点豆种。不管谁去求他，他都答应。第二天，人们看见满坡都是龚道士在点豆种。有人担心龚道士用分身法来骗人，地里长不出豆子，就有点后悔。过了几天，豆芽长出来了。只要是龚道士点的豆种，出的芽又齐又均匀。从此，人们就更尊重龚道士了。

      到了秋天，收割豆子时，人们都直接在地里吃饭。正好吃饭的时侯，龚道士走来了，人们都让他吃饭，可龚道士只打打招呼就走了。

      在东坡财主家的地里，伙计们也正在吃饭，见龚道士来了，伙计们商议道：“今天，咱谁也别让龚道士吃饭，看他能怎么样？”

      龚道士走过来，几个伙计都低头吃饭，谁也没让他吃饭。龚道士想，财主可恶，连财主的伙计也可恶，我得治他们一下。

      龚道士从一座坟头顶上揭下一张烧纸，叠了叠，吹了一口气，扔在地上就走了。

      伙计们听龚道士的脚步声越来越远了，就抬起头来，一看，一只兔子正向他们跑来。伙计们扔下饭碗，拾起扁担就去追兔子。见兔子钻进豆子堆里，他们就用扁担往豆子堆上打，打了一阵子，没见兔子出来。他们以为兔子被打死了，刚要去找，见兔子又跑到另一豆子堆里去了。

      伙计们又一齐去追打，一直打到最后一座豆子堆，才从堆里找出一只大兔子。他们刚要去拿，兔子一蹦又跑进了盛饭的筐里。伙计们紧追不舍，一齐围着饭筐捉兔子。最后，他们从筐里只找出了一只用纸叠成的纸兔子。

      伙计们气喘吁吁地看着满地是被打下来的豆粒和打碎的饭具，才明白这是龚道士在捉弄他们。

      从前，人们认为不管是人还是物，都由天神来主宰。20世纪40年代，一刘姓村民在龙王庙附近种了一块谷子，谷子穗齐，长势喜人。但粒黄时，突起大风，谷穗毁于一旦。刘姓村民见此情景，心痛万分。忽然，他想起这也许是庙里的风王爷造的祸。于是，他一气之下窜到龙王庙风王爷神像前，不分青红皂白，一边咒骂风王爷乱刮大风，一边将神像毁面挖眼。

      不久，此事传到村里主事人耳里。主事人对刘姓村民进行重罚，要求其修复神像，请客一桌，才算了结此事。

      清末，天主教传入本村。村民孙玉珠等，在村里传教。为祈求天主保佑，一时间，入教者甚多。1926年，教徒们自愿募捐，在村中南侧盖起了教堂，有正堂五间，厢堂四间，为传教基地，有神父主持。20世纪30年代，他们自立教会学校。至20世纪40年代，教会学校停办。1992年，因村庄进行规划建设，教堂被拆除。村里有一刘姓姑娘，十五六岁时就信仰天主教，十八九岁时自愿当修女，离家到天主教堂任职。20世纪20年代，她去王戈庄（现属胶南市）天主教堂传教，前后达20余载。1955年，病故于家乡，享年72岁。

      民国时期，人们饱受内忧外患之苦，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。在这水深火热之中，徐戈庄村人不畏艰难，纷纷组织起来，与军阀、地方反动当局和地主势力作坚决的斗争。

      村民孙德奎，自幼胆识过人，性情刚直。德国侵占青岛时期，他在青岛谋生。因常被德国人欺辱，他便回乡成立武馆，自任教官。他武功高强，名扬青岛地区。

      民国五年（公元1916年）， 因不满军阀袁世凯复辟称帝，他毅然同本村的孙洪彬一起，参加了吴大洲组织的青岛地区“讨袁护国军”， 后被委任为团长。孙德奎足智多谋，英勇善战。在攻打周村时，他派十几人在空油桶里放鞭炮，制造声势，借机一举将其攻破。这一以少胜多的战绩，使他名扬整个青岛地区。后因时局变化，两人弃军从农。民国十二年（公元1923年）， 孙德奎在青岛惨遭暗杀。孙洪彬，字协，自幼聪颖好学，擅长“颜（真）、柳（公权）”体书法，且能双手写字。民国初年，他去青岛谋生，曾当过律师。参加讨袁护国军后，曾任孙德奎团秘书处处长。民国十六年（公元1927年）， 孙洪彬与同窗8年的本村人孙德祥一起，赴南京参加国民革命。不久，他们同国民政府特派员梁毅一起，在小珠山大庵庙秘密组织力量，准备起义。同年10月，他们在辛安公开成立“国民革命军南军司令部”， 由孙洪彬任司令，梁毅任副司令。国民革命军南军所到之处，打击地主恶霸，抗捐抗税。南军的兴起，震撼了地方当局。民国十七年（公元1928年）2月，胶县官府与地方保卫团密谋，设宴谋杀了孙洪彬。孙洪彬部，也被地方保卫团击溃，国民革命军南军失败。孙德祥，自幼胸怀大志，性情刚直，心地善良，读过8年私塾。民国十年（公元1921年）， 出任益都税务局局长。他为官清廉，曾设法与地方政府磋商，减免地方需上缴的钱粮。因其为人志行高洁，不人时流，不久便借故弃政归里。从南京归来后，他与孙洪彬等成立了国民革命军南军，并赴泊里（属胶南）任南军三团团长。其部军纪严明，爱护百姓，深受百姓拥护。

      1925年4月起，奉系军阀张宗昌督鲁，给山东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。地方官府横征暴敛，捐、役无数，土匪为患，民不聊生。1927年前后，村里的有识之士孙洪奎、刘享义、刘享顺、刘魏、管金存、刘元宝、邢连林、孙立有、管增林、管金志、孙立铎、孙立海、孙德茂等13人，在胶县南乡朱仲区大刀会组织的影响下，自愿组织起反军阀、反封建势力的农民武装组织“大刀会”， 公开提出“抗官府不扰黎民”的口号。会徒们三五成群，在集市上严厉惩治那些欺压百姓的盐警税丁，还袭击了港头陈、小石头盐务所，参加大刀会组织的攻打王台的战斗，使军阀政府亡魂丧胆，惶惶不安。

      后来，大刀会首领纪循善（字约堂）被官府收买。各地的大刀会会众，各自为战，后被官府镇压。轰动一时的农民抗暴斗争，转入低潮。

      “七·七”事变后，日本占领青岛。这时，任胶县第五区安林乡乡长的孙广汉（字云卿）， 利用手中的职权，将公产北沙岭之黄沙大肆卖给驻青岛的日本“福昌公司”， 将31700多块大洋中饱私囊。村民们看在眼里，恨在心上，敢怒不敢言。村民孙洪顺、孙洪松、孙子江、王永顺、孙立法等七八人，义愤填膺，联合众村民，要求孙广汉用卖沙款支付捐税。孙广汉非但分文不掏，反而带人持枪闯入抗捐税人的家里，翻箱倒柜，揭锅拉驴，抢走值钱的东西。村民们联名写了状子，由孙洪顺、孙洪松、孙子江等人徒步到胶县，起诉孙广汉盗卖北沙岭之黄沙、侵吞公产、中饱私囊的行为。官府受理此案后，即开庭审理，原告方律师出具了“福昌公司”买沙的账单，据理力争。被告方律师吱吱唔唔，回答问讯时牛头不对马嘴，进行无理狡辩。最后，官府宣布听候判决。孙洪顺等人便高高兴兴地回来了。

      孙广汉自知理亏，便带上银两，私下活动，层层贿赂。果然，法院在宣判时，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，不顾事实，颠倒黑白，把本应原告胜诉的案子硬判决为被告赢了。

      孙洪顺等人接到判决后，非常气愤，发誓宁可倾家荡产，也要告倒孙广汉这个恶霸。村民们为他们的行为所感动，纷纷自愿捐钱相助，有的还变卖了家产。在村民们的帮助下，他们进一步搜集了有关孙广汉盗卖黄沙的证据，摸清了他几年来卖沙的详情，又将案件上诉至青岛。

      青岛法院开庭时，孙洪顺等人列举了大量事实，据理力争，寸步不让。“福昌公司”也派员出庭作证。但还是金钱万能，青岛法院受了贿赂，又来了一个维持原判的裁定。村民们空喜一场，官司又一次打输了。孙洪顺等人仍不服，不信世上没有穷人说理的地方。为打赢这场官司，他们又把家中仅有的一点土地、家产都变卖了，把案子上诉到济南。当时，审理案子实行三审终审制。济南方面便直接把案子转到了南京最高法院。南京最高法院不作任何调查取证，草草了事，又作了一个维持原判的裁决。真是“衙门朝南开，有理无钱莫进来”， “有钱能使鬼推磨”。孙洪顺见几经周折的官司一次又一次地输了、气得病倒在炕上，没多久便离开了人世。孙洪顺死后，孙广汉在村民们的一片慎怒声中，不得不于1935年在村东南部、菩萨庙西侧建立了“六间小学堂”， 即东校。

      1936年前后，安林乡乡长孙广汉以权欺人，要捐要税，横行乡里。人们看在眼里，恨在心上。

      村民邢双林早年去世，家中撤下一个跛腿的妻子和三个孩子（一女两子）。母子种着两亩沙岭薄地，过着衣不遮体、食不果腹的悲惨生活。

      1941年夏季的一天，正当其长子染病生天花时，群乡兵持枪闯进她家要捐。邢妻愤而说道：“要钱没有，要命有四条。”乡兵们仍翻箱倒柜，寻找值钱的东西。邢妻上前阻拦，却被捆绑到乡公所，惨遭毒打。她又被迫在烈日之下，双膝跪在十字街口，头顶满满一铜盆水。只要铜盆里的水一溅出，便遭毒打。

      邢妻回家后不几日，生天花的儿子因惊吓过度而死。邢妻悲痛欲绝，发誓要与孙广汉斗争到底，讨回公道。于是，她跛着腿，沿路乞讨，到胶县官府告状。

      乡长孙广汉自知理亏，便用重金贿赂有关官员。官府受理官司后，派验尸官前来验尸，虚张声势，便说其子是因病致死。邢妻不服，二次告状，但仍未成功。当她第三次去告状时，官府不分青红皂白，将她直接打人大牢，导致她死在狱中。后官府为掩人耳目，将其体悬于梁上，说其是自缢而死。一家两口人，就这样冤死。旧社会贫苦百姓的苦难生活，由此可见一斑。